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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图)许礼平谈香港旧日风云
文章来源:  点击次数:995   添加时间:2015/5/13 8:45:00    

许礼平谈香港旧日风云

来源:东方早报
 
无论《旧日风云》的一集还是二集,您都是谈人多而谈己少,我想先请您从自己谈起。

  许礼平先生的身份是多元的:他不仅是香港知名收藏家,也涉足金融、投资、编辑、出版等 多个领域。其中最让人佩服的,还是他对出版事业的坚持。通过他主持的翰墨轩出版公司、主编的《名家翰墨》杂志,大量名家翰墨得以在世间流传,为公众所知 晓。也正是因为长期从事编辑出版,他得以接触各类名家巨作,与香港本地及大陆各界人士有着广阔交游。某种程度上,许先生可谓承续老辈文人传统而新起的掌故 大家。他所亲见、亲闻、亲历的掌故旧闻,成就了他的文集《旧日风云》(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;有活字文化策划的三联书店简体字版)。

左起:许礼平与刘作筹(香港知名收藏家)、沈之瑜(上海博物馆前馆长)、马国权、陈凡(两人当时均供职于《大公报》)在刘氏虚白斋,摄于1983年。

  无论《旧日风云》的一集还是二集,您都是谈人多而谈己少,我想先请您从自己谈起。《旧日风云》大陆版作者简介里是这么描述您的: “早岁于东瀛编纂《货币书目知见录》《中国语文索引》,上世纪七十年代为香港中文大学编《中国语文研究》。”董桥先生的序言呢,就更加详细一些,说您“早 岁雅好古文字学,是容庚门人,留学日本,师从日比野丈夫教授和白川静教授,课余编纂《货币书目知见录》和《中国语文索引》,一本京都出版,一本大阪出 版”。能请您谈谈其中的具体情况吗?如您是怎么对古文字学产生兴趣的,在日本留学时又有哪些所见所闻?

  许礼平:我所写的人物,都是学者、文人、画家,或者是在历史上有影响力,而曾作出重大贡献的人。反观我自己,实在微不足道,所以才“谈人多而谈己少”,我自己没有什么好谈的。承问,就略讲一二吧。

  我小时喜好画画,留意画幅上所钤印章,印文多系篆书,有些容易认,有些不好认。于是找有关书本查阅。《说文解字》啦、《甲骨文编》啦、《金文 编》啦,这样子就对古文字学产生浓厚兴趣。后来通过《澳门日报》李鹏翥先生介绍,认识了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古文字研究室的马国权先生,马先生带我拜访容庚 先生。此后常到广州向容老请教。容老与日本学者白川静先生有交往,其时白川先生刚出版《金文通释》,寄赠容老。容老命我翻译《金文通释》的“通论篇”,一 边翻译,一边学习。这篇译文后来在香港中文大学《中国语文研究》上发表。

  当年金文研究领域中,货币文这个项目尚待开发。我想学容老《金文编》那样弄一部《货币文编》。但要先做基础调查工作,将货币研究相关的论文、专 著弄清楚,于是整天埋首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和其他几家大学的图书馆,整理相关数据,顺便编纂出一部《货币书目知见录》,在京都昭和堂印刷面世。时维 1976年。此书印量极少,现在连我自己也没有,不能说没有,是因为搬了几次家,无法找出来。去年在广州,王贵忱先生赐赠一册他老人家编著的大部头书,其 中赫见刊出小弟所编《货币书目知见录》书影几页,但不是原书,是钞本,是王贵老的钞本。王贵老是“有钱人家”(他老人家的用印),搜集资料极为完备,连不 见经传的《货币书目知见录》也有钞录,令我汗颜。

  再扯远一些。有次去东京参观日本银行的古货币标本室,这是日本中央政府的银行,藏中国古钱甚多,而以耸肩尖足空首布最为难得。研究部的妹尾守雄 老先生见我是京都大学日比野丈夫先生介绍来的,相当客气,降尊接待当年只有廿余岁的我,尽出所藏让我观赏,还当场拓了几件赏赐。后来我在香港的中国国货公 司买了两盒菊花晶寄奉,聊表谢意。妹尾先生复函客气地称,中国的菊花晶味道好。

  有一次经西园寺公一先生介绍,我与中文大学中文系黄继持先生一起去东京都东洋文库参观。我们先拜会文库负责人榎一雄先生,然后径入书库参观。在 众多藏书中,我发现书架上有一册古钱币研究专著,系黎昌庶使日时的清稿本,拟刻版刊行却从未面世的稿本。我问陪同参观的图书馆专家,为什么东洋文库藏汉籍 目录上没有登录此书,但书架上却是有的。这位专家倒也坦白,说有些书是战争时期从中国或是朝鲜等地掠夺得来,刊登在目录上怕人家会来索回,所以没有入目。 我才恍然大悟,不能只翻藏书目,要直闯书库搜索,方不会有所遗漏。

  还有一回,东京友人招去夜总会开眼界,夜总会老板知道我当时兴趣在古货币,他郑重地提醒我,研究当下的货币更有意思。

  蓝真先生提到,他起初与您认识的时候,还不太清楚您的情况,托人“调查了解”后,知道您是“澳门颇有名气的许世元先生的公子”,就此放下心来。 这让我很好奇,您父亲在您的成长过程中,起到了怎样的作用?您后来对书画文物的喜爱,在收藏方面的嗜好,是否受您父亲影响较大?您的交游如此广阔,是否也 有“沾光”父亲的成分?

  许礼平:我父亲对我影响很大,我想,最大的影响就是不管我,是“无为而治”。这让我有机会自由发挥。想学什么就学什么,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

  我父亲做的是实业,经营的是粮油杂货,有一段时期还搞过楼宇建筑、轮船货运、酒店餐饮,这些都是民生必需品。而我弄的古文字、书画之类,说到底 是可有可无的事物。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中华书局海外办事处工作、七十年代末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,都叫做挂单在大单位,有粮出(薪资),衣食无忧。父亲不用 担心,都没说什么。但1987年创办翰墨轩时,是自己开档,要全身投入,父亲有点儿不解,他老人家曾问,这些书画,到底有没有人买?可以看得出,父亲有点 担心。不单只父亲,启功先生也曾为我担心。那个时候,可以说是书画业的“克难时期”。挨了十多年之后,才稍稍轻松一些。可见父亲的担心是有道理的,但难得 的是从不干预。

  我父亲交游极广,他在澳门寓所客厅悬挂许多照片,大多是与政要握手的,如跟习总近平、韩国总统、葡国总统等等,这些人我都知其大名但都没有交往。或者因为我在香港几十年,回澳门的时间不多,父辈许多朋友大部分不认识我,而我在海内外绝大部分朋友也不知道我父亲。

  再说一两例。七十年代某日我返澳门,父亲约去他主理的碧丽宫酒楼吃饭,下船后我径往新马路碧丽宫,看门的女知客见我衣衫简朴,或以为我是找错门 的,差点不让进。父亲在门口见到此情景微微一笑,也没说什么。最搞笑是八十年代我结婚时,父亲设宴,筵开百席,来宾中我只认识若干位姨妈姑妈世叔伯,其余 绝大部分都不认识,虽然父亲曾当面介绍这位是市长某某某、这位是海关关长某某某,我只能一脸茫然地握手。那个婚宴,是父亲付钞兼主持,而我和老婆仿佛做 “临记”。

  或者可以说,就我从事的行业而言,难以沾到父亲的光。

  您在书中谈到自己和《书谱》杂志的缘分,又专门讲到办《名家翰墨》的“偶然和甘苦”,还有什么值得一说却未在文章中涉及的事情吗?我注意到,您似乎对自己开办翰墨轩的事情谈得不多,能否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?您和这么多书画名流交往,是否拜此所赐呢?

  许礼平:翰墨轩的事情可多呢。但读者有兴趣知道吗?你既然问到,也就随便讲一鳞半爪吧。

  翰墨轩开办了廿八年,其中也有不少波折。

  首先要明确一点,我们是私营企业,没有任何政府、政党、社团的背景,完全是私人创办的。我没有大老板的大水喉对着,个人资金极为有限,必须勤俭 建业。但我人缘好,朋友多,可以说“我们的朋友遍天下”。我靠许多朋友帮忙,香港澳门的朋友之外,有中国大陆的朋友,有台湾的朋友,也有日本的和欧美的朋 友。他们给予我实质的支持。

  我在《谈〈名家翰墨〉的偶然和甘苦》一文中已谈到创办时的情况。我是因为台湾出版界的朋友,拉我出来组织版权授让的中介公司,才离开学校下海营 商的。但版权转让业务所得极为微薄,绝对支撑不了一家公司,甚至支付一位员工的薪酬也不足够,所以我才同时创办经营书画的翰墨轩。

  首先讲讲翰墨轩选址问题。

  要开业首先选择对外营业的地点。我的想法或许比较保守,我认为选定一个地方开业,就不要搬来搬去。所以选址非常慎重。当时经营书画业的店铺集中 在港岛中环或荷李活道摩啰街一带。而这个行业容易惹是非,集中在一起有好处也有坏处。我挑选远离书画业界的铜锣湾,也是想远离是非之地,静心做自己的事。 但因为远离画廊集中的中环,当年赖恬昌先生(赖际熙太史公子)就曾抱怨道,在中环逛画廊,看完这家看那家,但要去翰墨轩却必须专程去铜锣湾,太不“就脚” 了。

  因为不想搬来搬去,营业的地方就不能租,只能买。但我们的资金短绌,选购更要小心。1987年中我在铜锣湾觅得一家霍英东立信公司建设的旧大 楼,买了三间相连的办公室,是蟾宫大厦208、209、210三个号码,到今天我们还在使用。当时政府为照顾民众而搞的居屋(居者有其屋)英尺价六百元, 蟾宫大厦英尺价只是四百多元,比居屋还要便宜。而居屋多在新界偏远地区,蟾宫是在香港最繁华的核心地段铜锣湾,选定这个地方就准备几十年不变了。事实上廿 八年来我们没有搬过。而且还不断向上下周围蚕食,扩展营业。早两个月我们还接收了霍英东家族在蟾宫大厦拥有的三个单位,英尺价已升至1987年时的三十多 倍了。

  再说经营内容。

  我们一开始,明确只做书画生意,不碰当时流行的玉器瓷器之类缸瓦杂件。

  世界各地的朋友知道翰墨轩经营书画,都很热心地为我们提供书画。例如有一两位日本朋友,拖着一大个拉喼(行李箱),放下整批书画,而且可以卖完才计数,几乎一年后才来结账。

  也有朋友介绍来小轩买书画的。记得有位加拿大回来的女士,专门寻到小轩,一入门口先问是否姓许的,入来后选购好几件书画。后来她自己透露,是一位在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当高级翻译的朋友介绍来的,如果入门询问不是姓许的,她会立即退出。这明显是老友托她捧场。

  朋友帮我,我也帮朋友。八十年代末的时候,有些老朋友要远走他方,需要处理藏品,需要实时付钞,我们虽然资金短绌,也尽力帮忙。例如《文汇报》 曾敏之老先生要去加拿大,他藏的书画让给小轩,按他老人家要求的价钱,马上结账,曾公很高兴。后来返港,他老人家似乎有些糊涂,说拟取回寄存在小轩的书 画。经办的同事大为诧异。我说不要紧,反正东西还在(那一两年几乎无生意),检出一半,送还他老人家。大家高高兴兴就是了。

  同时期也有位金尧如先生拟出售其所藏书画。金先生曾托他的好友陈德曦先生(万玉堂顾问)帮忙代售,时风波之后不久,市道极差,金先生要价颇高, 所以未能成事。后来金再托他的旧部麦先生找到小轩。我与金先生虽然有数面之雅,但当时还不大熟络,而麦先生则是多年的老朋友。麦说金先生拟将所藏书画整批 出卖,以清掉北角堡垒街寓所的银行贷款。麦先生带我去北角堡垒街金先生寓所看实物,整批东西看了一遍之后,觉得开的价钱比较进取,不容易卖。最后还是出于 帮老友忙的心态,照价啃下。将公司不多的资金全数投入,承接了金先生这批书画。我们到金先生寓所收取书画时,金先生有几件越看越舍不得的,要抽出来,我也 无所谓。最要紧老人家开心。不久金先生去美国,也时常返回香港,也常约我饭局,大家也熟络些。看他老人家聚餐时,谈笑风生,依然潇洒。而当时市道不佳,我 们的资金被捆绑住,过的可是紧日子。但想到朋友间应该互相帮忙,也就坦然。

  您这两本集子主要是怀人,写了许多与您有过交往的名流,能否请您谈谈其中取舍选择的标准?我注意到,您对罗孚、潘静安这些长袖善舞,在大陆、香 港都吃得开,且大陆背景较深的人物着笔较多,而且您也写到许多中共的名人,并不避讳。您是否对中共党史及人物有着特别的兴趣呢?如果是的话,这种兴趣是怎 样培养起来的?您具体又是怎么和这些人物打交道的呢?董桥、蓝真二位先生都提到,您有个笔记本,上面全是与您有过交往的人物的信息,您是否方便透露一下这 个笔记本的内容?上面有哪些“VIP”?哪些是您接下来想要写入掌故文章的呢?

  许礼平:我写的人物,其实没有什么标准。我觉得身边许多人物,有稔熟的,有深交的,也有不那么熟悉的,但如果有些事情我感到应该记下来,我就会动笔去写。

  我交往的人物,品流复杂,但以共产党为多,所以笔下的人物自然是共产党居多。共产党长期处于地下状态,就算解放后,有些人还是没有显示其真正党 籍。限于保密条例的党纪约束,许多事情本来应该记下的,但相信大部分都没有文字记录。而且,往往知情者不说,不知情者乱说。随着当事人陆续消失,许多历史 实况都带入棺材了。后人只能瞎猜。我所写的,不一定准确,或者与史实有出入,但自问全部都是凭自己所见所闻所感下笔,即是靠自己的认知和手上的材料来撰 写,希望字字有出处,句句有来源。

  有些文章写好之后,为了减少谬误,有时会让当事人过目。例如《雾里看花说罗孚》那篇,我登城市花园第六座罗孚寓所,请他过目之后,问有没有问 题,罗公说“没问题,就是这样子”,我才敢交董公发表的。刊登之后,有人大量影印送赠老友传阅,有人鼓掌叫好。例如简又文公子简幼文医生在美国来电邮鼓 励,也有人骂我胡说八道的。

 许礼平与容庚夫妇,1976年摄于中山大学。

  这篇文章收入香港版《旧日风云》一集,北京三联书店版失收。三联版《旧日风云》一集还失收了一篇《翟暖晖在一九六七》。

  有些历史,明明是路线问题引致社会倒退。你写出来,你的文字就不讨喜。但宏观一点,历史悠悠长,千秋万世,而什么政治、社团,大都短暂,如果留 下的文字记录,能真实反映史实,后世的人可以吸取这些教训,减少犯错。从前毛主席说过“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”。我所写的,可以说是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。

  董桥、蓝真二公说我的笔记本,其实是地址电话簿,我只在姓名之后加注生年月日而已。

  政府记录往往是不可靠的。例如五十年代香港政府要市民领身份证,左翼分子怀疑这是港英的阴谋,给的数据故意报大报小。这几天整理张发奎第八集团 军战地服务队队员杨治明的资料,才发现他本来叫杨野明、杨冶明,登记身份证时“冶”字多一点,变杨治明。生年报小三岁,原来生于1916年,身份证记录是 1919年。杨夫人陈敏报大三岁,本来1932年变成1929年了。都是一笔糊涂帐。这些在我的地址电话小本子上纠正了。

  接下来我准备写的人物还有许多,一时间想到下列几位:

  周游。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那位,是国民党华南补给司令那位,他是黄埔四期状元,与林彪、陶铸同学,解放前夕违反李宗仁命令运送大批袁大头到长沙资助陈明仁起义。周的女婿是七机部长、北京军区副司令汪洋。有关周游的文字资料太少,应该写。

  陈彬龢。一般人以为他是汉奸。但三十年代陈彬龢举家在香港办证件本来去莫斯科,却忽然应岩井英一之邀改为去上海,“落水”做《申报》社长。毛主席曾有段文字说陈彬龢为人民做过好事。他是共产国际那条线的人吗?

  罗慕华。香港真光中学的中文科老师。早年是燕京大学高材生,在天津南开中学任教,是王辛笛的老师,是北方左联的人。五十年代在新加坡南洋大学参与倒林语堂运动。罗公弟子遍布港澳,相信许多弟子都想知道老师不曾提过而又有趣的往事。

  杨治明。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队员,中共特支成员。志锐中学附小教师、昆明中华小学校长。前些年台湾某位已卸任的政要返大陆寻找当年的学校,飞 机门一打开,对迎接的人第一句就问:杨老师来了吗?杨老生前从不向我提及他是1938年的党员(杨应彬介绍入党)。1949年奉派来香港从事编辑、印刷、 出版工作,属侨委领导。

  您是书画文物收藏大家,而且有自己的主攻方向和专题收藏,并非泛泛而藏,可否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?书中提到,您对溥心畬、齐白石、傅抱石似乎 有着特别的兴趣,台静农、启功、黄苗子也是您所喜爱并尊重的书画家,而且您很注意搜集广东书画家的作品,除此以外,您还有哪些兴趣呢?

  许礼平:人们叫我做收藏家,实在不好意思,我哪里配称什么收藏家。汉语许多词汇,其含义在近些年变化颇大,尤其二十一世纪以来,名词的含金量, 与现在的货币一样,不断贬值。著述多一些,年岁长一些,很容易就被冠以“国学大师”的光环。收几件破烂,或者投得若干件疑似名家书画,就被冠以“收藏家” 称号。忽然想到有人曾谑称:“大师满街走,藏家多如狗。”上一代如叶恭绰、庞莱臣、郑振铎等,我们香港这边的如至乐楼何耀光、虚白斋刘作筹等,这些人才称 得上是收藏家。

  所谓盛世收藏,书画拍卖现在遍地开花,这反映当下中国是太平盛世,未尝不是好事。但我相信,藏家是需要时间去检验的。不然就只有长线炒家和短线炒家之分,艺术家和伪术家之别。

  齐白石、傅抱石、林风眠、溥心畬等等大师的书画当然喜欢,几十年来曾收过一些,但现在价钱都这么高昂,有许多作品早已易米,能留得住的没几件了,守住大师的作品,要很有实力才行。到了拍卖场,对着诸种拍品,许多亿万富豪都会感到自己忽然变成穷人,都买不起也。

  你提到的广东书画,相对而言,目前比较便宜,还能收得起,但我心仪之作并不很多。其实我比较喜欢收集的,是跟历史有关的书画文献。几十年来,也收了一些蛮有意思的东西。

  这些东西,并不是秘不示人的。四年前,辛亥革命一百周年,小轩曾借出一百多件书画,与广东省博物馆合办“气呑河岳——辛亥风云人物墨迹展”,同 时亦借出二十多件与澳门博物馆办“孙中山与澳门文物展”。今年是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纪念,小轩借出数十件抗战有关的书画文物,与湖北省博物馆,他们准备5月 中在武汉湖北省博物馆举办“四万万人民——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特展”。明年5月,小轩还会借出数十件邓尔疋书画,配合东莞博物馆,举办邓尔 疋、黄般若书画特展。

  这些专题展览,可以将私人所藏供诸大众欣赏,也方便自己欣赏。老实说,挂在狭小的寒舍独赏虽然有其静穆之趣,而悬挂在专业的博物馆陈列柜中,与 大众共赏,则另有一番滋味。4月2日,香港藏家罗仲荣先生在香港艺术中心举办“河山色染——绘出新中国”展览,他在展场应酬来宾之余,对着这些红色系列的 书画,看了许久,他说在自己的办公室和家中,没有机会这么集中观赏过。罗先生这批红色珍藏,听说会运到上海和北京展览。

  我还注意到,您对大陆学术界、文物界的老辈颇为关注且多有交往,您写到了王世襄、杨仁恺、马承源等,除此之外还有吗?

  许礼平:还有许多未曾下笔的。一时想到的,有你们上海的谢稚柳、陆俨少、沈之瑜……北京的罗福颐、王力、吕叔湘、周祖谟、朱德熙、陆宗达……天津的陈国符,武汉的黄绰,长春的于省吾,香港的饶宗颐等等。

  您在书中自谦是冷摊残客和捡古旧破烂的人,专好打捞不为人知或遭人遗忘的人与事,之前您写到了香港的“六七暴动”,写到了香港国共战争时期的暗流涌动,那么,对您来说,香港近代以来百年风云,还有哪些是值得记述却因各类缘由而遭到遗忘的呢?

  许礼平:香港百年风云,被遗忘的事情太多了。香港人有个劣根性,就是“本地姜不辣”,一直以来不大重视自身的历史。这些年香港人好像忽然觉醒 了,开始留意香港人身边的事物,关注香港人自己的历史,有所谓集体回忆。如果你踏入三联书店,可以看到有关香港历史的著述,一下子多了一大堆,占了好几个 书架。这是香港学术界回归以来的研究成果,好得很!

  有朋友见告,回归前许多年,英国有关部门(MI6)已经有计划地将香港政府各种敏感档案,或销毁,或选择运送去英国和澳洲储藏。这对学术界造成不便。前几年有人去查找“六七暴动”的政府档案,关键的东西都查不到。这显示出英国政府办事的高效率。

  澳洲某处所藏香港文献,特区政府现今主要官员的档案固然齐备,未来二三十年有机会上位至司级官员的年轻人的档案,也都巨细无遗。某位官员上台, 某方面想搞他,档案中有该官员的陈年记录,放给传媒发布,害他个“鸡毛鸭血”,这就能达到某方面的政治目的。可见研究香港史也是极具现实意义的。

  八十年代中英谈判时,金应熙被派驻新华社。金氏港大毕业,陈寅恪大弟子,记忆力极强,对香港历史了如指掌。谈判中的历史问题可由他老人家解决。当年金氏尚未回穗,在港猝然逝世。这些有学问的前辈,越来越稀有了。

  对不起,越说越离题万象。说回我正在撰写关于香港的题目,一个是《香港的收藏家》,这个题目去年在祝君波主持上海的“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”分论坛上粗粗讲了个大概,后来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做报告,题目一样,内容侧重讲与中文大学有关的香港收藏家。

  还有一个题目,是《地下学联与香港学运》。解放前广州的地下学联总部在香港,学运骨干来港受训学习,共产党由香港遥控广州学运。当时领导广州地 下学联的书记钟鸣是香港人,英皇书院高材生。解放前夕这些骨干陆续返广州参加广州解放接管工作。但有一部分人留下来,在香港从事教学和学运工作。这个题目 可能不好弄,有许多事情无法追查。做多少算多少。■

 

(WJ)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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